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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聯經出版，2008。

第三篇〈唐宋轉型中的思想突破〉還蠻有趣的。以前我對牟先生很熟的時候，曾看到余討論莊子的文章，覺得余根本不懂中國思想。現在我離牟先生越來越遠，看余的東西，反而覺得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在這篇裡，余首先對唐中葉戰亂時，佛教開始自食其力，百丈懷海要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余認為是佛教「新禪宗」「入世轉向」。

接著余談到韓愈在唐宋轉型的新儒家地位，余認為韓的重要性並不偏在批評佛教（或道教），或偏在正面復興儒家，而是綜合了這兩者。余以〈師說〉為例，說明了韓愈引進了新禪宗的概念，「尋求完全不同於佛教的超越現實作為現世的基礎」。

余舉證〈師說〉受禪宗影響的痕跡，非常讓我「嚇客」。首先是「師」，在那個時代，儒師受人輕視，但禪師受人尊敬。其次是「傳道」、「解惑」仿自禪師。「『惑』甚至可能取自禪宗語言。當時流行的一句普通禪語：『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其三是〈師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適用於六祖惠能這樣地位低賤的禪師。其四是「弟子不必不如師」的概念，也有禪宗味道，「禪師靈祐的格言：『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余將理論分為內在的心、外在的秩序。先論證了新禪宗以內在的心，去涵攝了外在秩序。（「法原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然後韓愈用新禪宗的方法，強化了儒學的內在心。接著余論述了僧徒接納儒學概念，承認儒學對維護外在秩序有必要，但治心還是需要佛學。余接著論述儒學程頤又取了禪僧的存養工夫，朱熹又取《禪苑清規》來制訂學規。又證明了范仲淹、王安石都受禪宗影響。余表示「並不是在重複已過時的傳統批評，以為新儒家只是偽裝的禪宗」，而是認為「如果不把禪宗的突破考慮在內，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的新儒家的突破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如果以一個寬闊的歷史視野，將新儒學的崛起視為由新禪宗最初始於八世紀的長久而持續的精神運動的頂峰，那麼對它就能有更好的理解。」

概念清楚，舉證有力，具啟發性。